1925年6月26日，卓别林自编自导自演的《淘金记》首映，昨天是这部杰作上映100周年的正日子，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重映4K修复版《淘金记》，中国影院参与了这场遍及全球的电影百年庆典活动。曾在内地院线成功发行阿彼察邦导演《记忆》和宝拉·柯特莱西导演《还有明天》的“浪漫电影发行科”，负责了《淘金记》昨晚在中国37个城市的100场特别放映。
尽管“全球同步上映”是好莱坞大制作常用的商业发行策略，但是在全世界如此大范围地同一天重映一部一百年前的老电影，这构成一次打破常规电影发行模式的文化行动，世界各地的电影修复和遗产保护机构、老电影的版权拥有者以及发行商们，有意识地把早期电影提升为全世界共享的人类文化遗产。
100年前，《淘金记》在美国上映，票房达到当时惊人的600万美元，位列默片电影票房榜单第五。这是卓别林本人最满意的一部电影，他多次公开表示这是他最希望被世人铭记的作品。
进入1920年代之前，卓别林已经在爱尔兰裔制片人塞纳特创办的专门制作喜剧的“基石”电影公司里演了一系列古怪滑稽的角色：一事无成的失败者、浮夸的流浪汉、天真的乡巴佬，这些人在神经质的、充满不可预测变化的新世界——也就是20世纪初的美国——格格不入，卓别林从这些光怪陆离的丑角里，发展出他独立创作阶段塑造出的独一无二的“流浪汉”：头戴圆帽，身穿松垮的旧衣服，脚上蹬着太大的皮鞋。他把欧洲的传统哑剧技巧发挥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展现出赤贫和优雅同时在场的暧昧气质。电影史学者马克·卡曾斯在《电影的故事》这本专著中评价：“卓别林对喜剧电影发展的贡献，有如格里菲斯对剧情电影所作的贡献。他在生动的剧情中注入细腻的情感，他让电影从杂耍的技巧走向人性化的表达。”
《淘金记》是对这番评价的具体演示，这部电影也集中了卓别林原创的那些最深入人心的喜剧场面，它入选了美国电影学会评选的“百年百大电影”和“百年百部喜剧片”。
《淘金记》的拍摄历时17个月，耗资90万美元，这是当时最昂贵的喜剧电影，因为卓别林极具开创意识地把动作喜剧安置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中，影片开场戏是成群结队的淘金者翻越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雪山山口，当年动用600名群众演员在雪线以上的山巅实景拍摄。卓别林深入研究了1890年代的“克朗代克淘金潮”，10万怀揣发迹梦的淘金客徒步穿越北美荒凉的冰原，来到加拿大北方、北极圈外的育空地区，他们中的大部分命丧半途，幸存下来的人们又卷入“人吃人”的噩梦。
卓别林用喜剧的表达间接地触达“欲望”如何“吃人”的悲剧真相，他在表演中不可思议地融合滑稽快乐的小丑、哑剧、尖锐的社会批判和情节剧的温情场面。煮食皮鞋、跳面包舞和摇摇欲坠小木屋里险境逃生，卓别林表演生涯的这些高光时刻，其实都来自《淘金记》，法国导演特吕弗盛赞卓别林“在电影里创造了一种具有说服力且带有巨大美感的逻辑”。这部在一百年里持续吸引着新老观众、给几代人带来“90分钟快乐”的电影，它的主题是关于极为痛苦的饥饿和孤独，被放逐在广阔冰冷北极圈里的小流浪汉，渴望着人类基本的生存需求，以及被他人所接纳。
特吕弗曾是厮混于底层的问题少年，他因为意外被知识分子收养而成为“偏差的幸存者”，所以他在功成名就以后仍然敏感地观察并总结：“从电影诞生起，拍电影是属于特权群体的人们做的事，拍电影的人和看电影的人之间，一直存在着一道文化和家庭出身的鸿沟。”而卓别林是个罕见的例外，他用天赋跃过那道鸿沟。他在很小的年纪被酒鬼父亲抛弃，目睹母亲被送进疯人院，现场惨烈，从九岁起，他是“抱着肯辛顿路墙根”的流浪儿。作为局外人的观众可能很难注意到一些滑稽又心酸的细节：即使在他最早的那些毫无情节可言追逐电影里，卓别林比任何的同行都跑得更快更远，因为饥饿和逃逸是他身体记忆的一部分，极度悲惨的童年生活塑造了他不同一般的爆发力。
特吕弗对《淘金记》作出的哀切评价：描述饥饿的电影人有很多，但在这方面拥有和电影里同等程度亲身经历的，也许只有卓别林。
《淘金记》充斥着匮乏感和暴力泛滥的绝望环境里，卓别林扮演的流浪汉不仅是挨饿的，他的脆弱还因为他遭到排斥，无论在熙熙攘攘的淘金小镇的舞厅里，还是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他总是被孤立的个体。
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分析过，卓别林创造的“最边缘的边缘人”，以及他的哑剧表演方式，与他本人的生命经历有很深的关联。因为母亲的疯病，他作为一个无人监管的流浪儿，在极端孤独的环境里，饱受道德非议和攻击，他和“身边的世界”是疏远的。唯有哑剧表演的天赋让他从孤独中挣脱出来，悲哀的是，这份天赋很可能来自他疯了的母亲。巴赞从病理学家贝特尔海姆有关自闭症儿童的著作中得到启发，认为卓别林的喜剧表演逻辑和自闭症孩子的行为逻辑有着相通之处。“他是这个所谓正常世界的局外人，但他并不害怕，会采取积极行动。只是，当他与世界接触时，对身边事物的使用方式往往不符合它们在日常中的功用。”巴赞希望观众特别关注《淘金记》的“面包舞”，这就是“生活事物转移作用”的最漂亮例子。
这样的流浪汉，以及存在于他背后的卓别林，看起来是无法实现社会化的“异数”，但这些表演中传达的温柔真相是——个体渴望进入社会，渴望从人际关系和团结的社群中得到情感安慰。也真因为这样，《淘金记》、流浪汉和卓别林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引发了更强烈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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